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他对喧嚣的90年代的经济总结是，政府与市场都偏离了各自的轨道，政府最终被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牵着鼻子走，离平衡的经济越来越远。
华尔街裙带资本主义从来未曾断绝，如作为美国新经济垮掉标志的安然公司在不断创造金融衍生品的同时，也在不断编织与官员的关系网。安然公司的巨额捐助款五分之三捐给共和党，五分之二捐给民主党，长长的捐助名单中包括布什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托马斯·怀特等人。
这被视为一个尖锐的讽刺，因为美国曾猛烈抨击东亚的裙带资本主义挖掉了市场健康的根基，谁知却后院起火，未能幸免裙带资本主义的泥淖。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南亚、俄罗斯等国金融危机的救助受到来自于国内外经济学界的质疑，美国另一位煽动力极强的知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信徒克鲁格曼尖刻地说，这些机构为美国意识形态服务，在东亚经济神奇增长时，人们不吝惜溢美之词，一旦东亚经济开始有衰落迹象，同样的一些人就在东亚经济的额头上贴上命定的标签，仿佛这些国家注定会走上裙带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如何解释这些裙带资本主义色彩浓厚国家的真实繁荣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实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如日本等国的发展出口以及出口替代政策一一发挥效用，这让后发国家找到了一条低成本的发展路径。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权力主导了资源配置，已经有无数的经济学家指出了这一路径对于生产率、创新能力、收入分配的破坏性作用。
断绝裙带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商、金融界人士受抨击的力度，毫不亚于那些华尔街的投行家们，原因也几乎相同，因为他们从现行体制中获利多、游说能力强，最有可能成为市场价值的败坏者。
游说不是原罪，以经济能力与权力进行私下交易、进而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才是有罪的。就像杨武夫妇捍卫自身权益的行为无可厚非，某个利益群体为自身的利益通过合法的方式游说同样无可厚非。我们必须分清，在怎样的界限之内游说是被许可的。应该承认，在行政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国家，游说成本更高，更容易跨界而行，衍变成为商业贿赂等非法行为。因此，我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总与腐败案的调查相辅而行。
据媒体报道，一些开发商正在游说地方政府缓行于今年2月1日起清缴的土地增值税。
不管是否进行游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严格执行土地增值税将对地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因此目前各地互相观望，迟迟难行。推而广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对于本地是否产生了房地产泡沫尚且存疑，认为那是大城市病，而非房地产病。
游说能够成功，一定是契合了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部门的观点与利益，而地方政府接受的理由是为地方财政创收，提供公共物品。如此，难题出现了：这些游说的商人群体究竟是一方利益的代表，还是贪婪成性的市场秩序败坏者？如果我们认可，政府通过为企业服务创造税收间接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企业通过创造就业与产品为社会服务，两者便能找到接轨点。
消除裙带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市场也不过是将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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